原始社会的解体：大汶口文化兴起(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2)

　　二

　　马克思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资本论》第一卷）

　　考古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氏族部落，普遍学会了经营农业，驯养家畜，“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我们的祖先，在同自然作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人们改造自然的自觉能动作用越来越大地被发挥出来。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依靠战天斗地的辛勤劳动，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不断取得新进展，较之仰韶文化，这个文化的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进步。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细琢精磨，有良好的合乎使用的刃口，这是砍伐树木、清除树根杂草、开垦耕作的主要工具。还有用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一端可以刨地松土，一端可以打碎土块。收割禾穗的工具有石刀、骨镰和蚌镰。大汶口87号墓出土的一件骨镰，形制已经十分成熟。收获的粮食，在石磨盘上用石磨棒压碎。胶县北三里河的一个大汶口文化窖穴，曾发现多达1.2立方米的腐朽粮食堆积（《考古》1977年4期），可以看出当时粮食的贮藏情况。

　　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创造了定居生活、社会分工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正象马克思所说，农业劳动，“是使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各地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的最早驯养的动物骨胳，有猪、狗、羊、牛、鸡等，而以猪骨为多。大汶口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三分之一以上有猪骨随葬，有的用半只猪架，有的用下颔骨，最多的是完整的猪头，有43座墓出土了96个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个猪头。可以看出养猪的普遍和对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鉴定材料证明，大汶口墓群的猪骨，母畜占有很大比例，重视畜养母畜，正是家畜大量繁殖的重要标志。在家畜中，猪的特点是繁殖快、耐粗饲，一头母畜一年可以繁殖七八头甚至十几头，只要稍加看管，就可以发展起来。猪的饲养，提供了丰富的可靠肉食来源，对改善人们生活、促进农业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刘林遗址曾出土一件猪牙刻的猪头象，曲阜尼山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过一件陶猪，维妙维肖，这是家畜饲养在当时造型艺术中的生动反映。

　　在农业、家畜饲养业发展的基础上，制陶、制骨、制石、纺织等传统的原始手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出现了酿酒、玉器、象牙雕刻工艺，标志着大汶口文化手工业发展达到新的高度，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生产技术不断地得到改进和提高。

　　陶器是当时发展很快的手工业部门。大汶口117座墓出土陶器1015件，西夏侯的11座墓出土了601件，用陶量之多，突出地反映了大汶口文化制陶业的发达兴旺。

　　三足、把手、圈足、流口的广泛应用，增强了陶器的适用性，但也使陶器制作进一步复杂化。

　　这个时期制陶业的巨大进步主要有三点：

　　第一，由手制发展到轮制。这是手工制陶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西夏侯和大汶口后期，都发现过小件轮制器。大范庄出土的100多件黑陶壶，底部一般都有轮制割离时留下的偏心螺旋纹，表明已广泛使用了快轮成型制坯法，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制做陶器，器形规则，器壁厚薄均匀，质量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

　　第二，白陶的出现，是用料方面的一项重要突破。大汶口后期墓出土白陶器160多件，都是这个文化的典型遗物，证明确是这个文化自己的产品。

　　第三，轻巧优美的蛋壳黑陶制品在末期盛行，代表着这个时期制陶工艺最出色的成就。大范庄出土的一些精品，是我国原始社会晚期优秀陶器遗产中的艺术珍品。

　　良好的陶器烧成，和熟练地掌握火侯的能力密切相关。但是，掌握火候的能力，不仅是陶器烧制技术的重要环节，而且又是金属冶炼不可缺少的技术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的1号墓，出土了一件孔雀绿色的骨凿，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测定，含铜量0.099。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大量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意味着这个时候酿酒业已经产生，这就是说，农业不仅提供粮食，也为人们提供酒类了。

　　当时的酒器，在组合上已经完备，它包括温酒用的鬶，注酒用的盉，储酒用的背壶、瓶、尊、壶，饮器有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后来我国青铜器中的专用酒器，大体沿用了这一套酒器的形制特点。例如铜罍和背壶，铜尊与壶、瓶，铜斝与鬶，铜盉与盉，它们的形制大致相似，功用也相当。

　　这套酒器大体出现在大汶口文化的第二段，至晚期形成完备的组合。在大汶口、西夏侯和大范庄等晚期墓中，酒器是随葬陶器的主要内容。大范庄26座墓，出土陶器725件，酒器就有644件，其中鬶16件，背壶284件，瓶116，壶156件，高柄杯和筒形杯等72件，可见大汶口文化晚期饮酒的盛行。

　　西夏侯和大汶口都发现过印在陶器底部的布纹，那是一种平纹布的印痕。大汶口有粗细两种布纹。17号墓的一件背壶，底部的布纹相当细，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当时纺织达到的水平。

　　大汶口文化石器和骨器制作的精美，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大件玉器、象牙器和松绿石镶嵌工艺的出现，使这个时代的石、骨制作业增加了新内容，增添了新光彩。

　　石骨器的加工技术相当高超。石器经过精琢细磨，规格、性能都有严格要求。石铲用割切很薄的石材做成，穿有直孔，石锛都有整齐的角棱。石斧、石铲、石?、石凿，都选用硬度很高的石材做成，有的是硬度高达11°的蛋白石。

　　玉器有铲、臂环、指环、笄、坠饰等。大汶口墓葬出土两件玉铲。一件长19厘米，厚仅0.7厘米，上端穿有规整的圆孔。通体光洁，是一件完美的古代玉器珍品。

　　象牙器主要是在大汶口墓地发现的，共有大件器物19件，这在新石器时代是很少见的。有两件象牙梳，7件象牙琮，10件象牙雕筒，一件保存完好的象牙梳，上端有透雕的纹，下端16个细齿。象牙雕筒，是用整段牙材做成的，59号墓出土的一件，周身满布透雕的花瓣纹，十分精致。

　　大汶口墓地还发现了松绿石镶嵌的骨雕工艺品，其中一件骨雕筒，嵌有10颗松绿石珠，这是现在知道的我国最早的松绿石镶嵌工艺品。

　　大件透雕象牙器是用什么工具、采用什么方法加工的，这对我们还是一个谜。玉材和象牙器的原料，从何而来，也值得研究。山东有的地方产玉，玉材的取得，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至于象牙，根据当时的气温条件，象类在北方怕不易生存下去，牙材应当从更远的产地辗转交换得来。

　　根据当时工具中大量存在石?、石凿，以及大汶口墓地使用木椁的情况推测，当时的木作也应该有较大的成就。

　　大汶口文化和各个生产领域里的出色成就，生动地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分工正在扩大，生产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财富在迅速增加；劳动部门的增加和新的工艺技术的出现，促进了手工业脱离农业向专业化、独立化的方向发展。很显然，制作精美的蛋壳陶器，雕刻象牙，加工玉器，没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是难以掌握的。

　　马克思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大汶口文化各类精致的手工制品，不仅直接揭示了当时工艺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原始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