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皇帝朱元璋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3)

　　杀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一扫而光。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还说张九四(张士诚)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也多了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这些话只能他自己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一直是朱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也没有兴趣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但朱元璋却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词”。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臣们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就不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再加上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识分子已入其彀，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他遂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先来看看高启。高启乃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刚建国不久，他需要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对高启暗藏不满，时时盘算着报复。到了洪武七年，局势已经彻底安定。这一年高启创作《上梁文》，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们大都也没有好下场：诗人王彝被朱元璋借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父子亦坐死”；大诗人孙蒉，因为曾给蓝玉题画，“遂论死”；“工画山水、兼善人物”的画家王蒙，仅仅因为曾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胡案发后，“坐事被逮，瘐死狱中”；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历史上的圣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诛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