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将岳飞之死后平反：谥号“武穆”是在刻意贬低?(3)

　　被害84年后终得彻底平反昭雪

　　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但与此同时，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给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造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退位，宋光宗赵惇继位之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岳飞之子岳霖去世。老人临终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宋宁宗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此时，距岳飞被害已62年。但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宁宗赵扩采纳朝臣韩侂胄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史弥远的主导下，竟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但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度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而且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仍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以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