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巨变开端：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3)

　　发现危机，发出警告，要求应变，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契机。鸦片战争时期的内外危机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危险，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会。对于虚矫自大，固步自封的顽固派来讲，危机就是陷井、死亡；而对于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来讲，则是走上新路的转机，是通往希望的大门。19世纪中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复苏，使他们能够发现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内外危机，从而把天朝上国的神话，康乾盛世的美梦打破了。在他们的倡导下，禁烟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这是中国对挑战和危机所作出的第一个积极的反应，中国呈现一线否极泰来的转机。可是，封建制度已是腐朽不堪，完全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自我调节功能，统治阶级变得无可救药的腐败，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卓有见识的林则徐等人反因抗英获罪，而妥协投降的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却受到重用。战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不以战败为耻，反以签订卖国条约为荣，他们宣称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是“抚远”、“羁糜”政策的胜利，该条约签订后可以“永杜后患”，使英人不再“有所借口挟制”，因而是“万年和约”，天朝上国又可以平安无事，于是统治者在一阵惊骇之后，又继续酣睡如梦。正如《软尘私约》所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对危机的恩考，他们已感到鸦片战争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他们痛斥投降派官僚的卖国，反对签订和约。如董宗远痛心疾首地奏称：投降派“视居官如传舍，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计。不知以现在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南京条约》签订，“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广东士人也在《公檄》中痛陈危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有更甚于南宋奸佞之所为者。”“直是开门揖盗，启户迎狼，”使侵略者“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不可言语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以策应，是则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

　　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旦复苏，就表现得那样强烈深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进行改革、维新以及革命的伟大精神动力。正如魏源所写：“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实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正是忧患意识使进步的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产生进取精神，从而不断追求、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