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前8200—7800年)(3)

　　图腾信仰是一种很重要的证明宗教意识与社会意识相融合、交织的文化现象。我们华夏民族的吉祥物——甚至可以说是族徽的“龙”，也明显是图腾物。这个“龙”很有意思，据何星亮先生考证，它本是太皋部落也就是伏羲部落亦即蚩尤族的图腾。作为游牧民族的黄帝部落打败农业民族蚩尤部落后，为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文化。但是“龙”的原型是“蛇”，它怎样变为现今的“龙”状的呢？何先生认为是“具有兽文化特征的黄帝部落集团”首领们因为厌恶的心理进行重新塑造，加上腿、爪和阔嘴大头。但难道当时的首领们即具有如此的智慧与想象，形成“角似鹿，头似马、眼似兔、顶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鼠”的如此完美的形象？

　　“龙”图腾的变化实质上表现了一个图腾统一的过程，表现了一个图腾衰落的过程。

　　黄帝时期正是所谓的“酋邦”时期，已超越“部落联盟形式”时代，处于国家形成前的一个关键时期。以黄帝部落为主的黄帝酋邦是一个实力很强大的酋邦。《史记·五帝本纪》有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也许有所夸张，但黄帝酋邦灭绝和臣服了众多的部落和酋邦是可以相信的。正是在华夏民族的漫长统一过程中，图腾也统一了。正因如此，此时的图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图腾的固定化，或者说是个人化。图腾的统一，使图腾固定，而作为酋邦或部落的首领，也就成为本酋邦或部落的图腾的化身，或者说，由于大权的在握，首领个人与图腾合二为一，作为首领这一系的先妣与先祖之神就成为整个酋邦或部落的先妣或先祖之神。这种先妣与先祖之神与图腾的融合，就演化出了最初的人格化图腾的概念，祖先崇拜呼之即出了。正如何先生所引美国学者H·斯宾塞、苏联学者C·л·托尔斯托夫及我国学者所说，“祖先崇拜是形成于图腾崇拜晚期的图腾人格化的过程中。”

　　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的共生物，是在生活相对稳定，有一定的回旋地域，经常与某些动植物或自然物接触，从而从自然崇拜中衍生出来的崇拜。其深刻程度远胜于一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是真正的原始宗教。图腾为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原意为“他的亲族”，以动物居多，以该物整体作为崇拜对象。壮族祖先崇拜过的图腾物可能曾经有雷电、日、月、星、怪山、怪石、山洞、伏流、潭、泉、竹子、榕树、枫树、木棉、怪树、巨藤、巨树、原生林、水牛、虎、蛙、黄牛、犬、羊、蜂、鳄、河马、鱼、犀牛、鸽、鹅、野鸡、野鸭、雁、燕、鹞、乌鸦、蛇、熊、鹿、猴、马、蜘蛛等等。

　　图腾的首要标志是被奉为“祖先”，有“血缘”关系，氏族时代氏族活动范围内如出现某种动植物怪异的现象或其与人们频繁接触，其集中区域常被认为是神灵区，如妇女经过该地正值胎动，古人会认为该物神灵投胎，于是，该物便被奉为祖先，该区域被定为图腾区。再如经常出没在田峒里的青蛙，因其肺小且皮薄，吸氧有限，需要依靠表皮黏液帮助吸收氧气，而天之阴晴又影响到黏液浓度，若浓度大则妨碍吸氧，叫声变得沙哑不响亮，意味着天要大旱。而天旱对水稻是致命的威胁。壮族祖先当时不了解这些科学道理，以为蛙可呼风唤雨，灭虫除害，便尊其为图腾。在神话里，蛙是老大雷公与三妹蛟龙私通所生的怪胎，本与其父住在天上，后被派到人间做天使，所以花山崖壁画上它的形象大多在江边山崖上。按壮人观念，山顶为通天之柱，故蛙神在此下可通其母，上可通其父，可让双亲调整得风调雨顺，水不泛滥成灾，让壮人人寿年丰。武鸣壮人把蛙叫做gungqsou，音“龚叟”，意为“你们的爷爷”；东兰一带的“蛙婆节”实为蛙神节日，其过程以葬蛙结束，当中为它戴孝，这就是说，人们把它当考妣看待，当亲族看待，当祖先尽孝，认可与其“血缘”关系。凡图腾必是保护神，人们对其威力总是无限夸大，如认为蛙除了可呼风唤雨，还能口吐大火，把入侵之敌烧为灰烬；吞噬害虫不在话下，就连一种害人的狐也可以“握其喉而食之”；它还当雷公的助手，师公经诗唱道“雷公举斧劈恶人，青蛙提刀后面跟”，可见威力之大。蛙神艺术包括花山崖壁画、蛙歌、蛙舞、雕塑、蛙纹造型、幡旗画、蛙神音乐、刺绣等，是壮族图腾艺术中最完整的艺术。此外，与蛙相关的还有禁吃(部分地区)、禁踢、禁踩等禁忌。铜鼓上的蛙立雕已成为壮族鼓的一个重要标记。蛙神早期可能是一个小部落的图腾，后随着稻作的扩大和该氏族部落的强大而升格为民族守护神，这个部落就是西瓯。而骆越则以鸟为图腾，是最强大而古老的图腾，代表狩猎经济。因稻作取代狩猎，蛙地位自然上升，它是农业经济的代表。雷图腾后与鸟图腾合而为一，故壮族观念中的雷公为人身鸟形，有鸟喙、鸟翅和禽足，因与水稻需水有关，保存了一席之地。牛本为狩猎时代神物，子孙韦姓(水牛)、莫姓(黄牛)均为壮族大姓，且有莫一大王作为供奉大神，因耕田有功而在图腾谱里保有一席之地。与渔猎经济相关的虎、熊、蛇、鳄等图腾，在壮族图腾谱中已黯然失色。雷公、布洛陀、蛟、虎被称为壮族早期四大神，渔猎经济的代表。

　　龙，中国民族图腾中最具代表的图腾，经岁月流转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并与时俱进，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是大中华、大一统的象征，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在中国的历史上，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腾作为一种文化事物，其中包含的文化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图腾是氏族﹑部落的象征和标志，被其成员当作神加以敬奉。他们认为图腾的自己的始祖，并且相信与之有着某种的亲属血缘关系，认为是宗族的守护神，使得本民族得以持续的兴旺发达。图腾崇拜也应运而生，而图腾崇拜的主要信仰是相信他们的氏族起源与图腾有关，甚至把图腾当作是氏族的起源。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是极其的低下，人们对于大自然是以一种屈服和敬畏的心态来对待，以至渴望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来对其保护和愿望的寄托。这些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又与一般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起源有很大的相干性。图腾崇拜作为某种宗教形式，具有极其的普遍的意义，是世界上所有部落、氏族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所共有的普遍特征。它是被理解为人类群体和族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虚幻的反映。这样一种对物质基础作出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凝结了某种在共同意识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进而衍生出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而这种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又在逐渐的形成出后来的氏族制度，以至国家的制度。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发展表现出最原始的发展形态和阶段，而对其反映社会意识也表现出明显的单一性，但这种单一的社会意识却又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最主要、最共通的意识—图腾崇拜或图腾文化则要承担大量的社会文化功能。它要更好地协调内部的各种关系，尽可能地把内部的各成员紧密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应对各种的挑战，以保证共同的生存发展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它也孕育出原始的政治文化。图腾崇拜是凝聚氏族和部落的精神的纽带，还作为它们特有的标志。这也就起到了凝聚内部和区分外部的双重功用。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无论其属于哪一个部落，都象亲兄弟般地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亲属”。这种关系成为氏族内部间和平共处的保证，有效地防止内部的冲突。它在确立部族意思，实现部族认同，以达到巩固部族内部的组织和制度，维系社会秩序。历史上曾经有不少著名的部族首领利用图腾来团结部族,更大范围地开拓自己的疆域。其作为一种标志，也能有效地防止本部族成员外流的发生，以保障本群体的不断地发展壮大。在作战的时候，图腾也是区分敌我的重要的标志。这在军事上的反映便是图腾在军棋上的印制。很多的部族旗帜上的形象都是以本族图腾为基本的图案，作为打仗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图腾在巩固原始社会中的“族外婚”制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人已经认识到，要保持种群在体质上的进化，必须进行跨族的结合，才能达到种族的优化。而图腾在区分部族这一功能上正好发挥了作用。在物质生活方面，图腾正好成为不同族部的标志，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使各氏族部落的成员联合集团在生活地域上进行了划分，为后来的氏族向民族的转化提供了基础。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有意渲染图腾观念，举行浩大的图腾仪式，以图腾意识来统一人民的意识，达到为树立自己权威的目的。

　　跟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图腾崇拜及文化表现出普遍的特征。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当的表现，从中国的考古资料及其他的历史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中国的图腾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峰，这也与中国的“文明古国”的称号相对应。在新石器时代遗存当中，发现了很多的图腾遗迹。出土的彩陶上的许多动物纹样及其他象征纹饰是古代部族的图腾标志。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图腾便是“龙”图腾。传说中，人们把始祖描绘成半人半兽的形象。“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就是被描述成“蛇身人首”，神农是“人身牛首”，祝融为“兽身人面，乘两龙”。古代的氏族很多与图腾有关，太皡部落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等氏族部落名号。夏族以龙为图腾，他们的旗帜上绘龙，称作“龙旗”。古代各族也有以马、虎、牛、羊等为部族图腾。东北民族有以狼、鹿、狗等为图腾。匈奴人崇龙拜日。鲜卑族以鹿为图腾。突厥人把狼当作自己的图腾。越人崇拜鸟、蛇等等。在近现代中，傣族曾以龙、虎、牛为图腾。布依族以莺、猴、龙为图腾。壮族的图腾有牛、虎、蛙、狗、鸡等。黎族以狗、蛇、龙等为图腾……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时间最长最深远的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龙，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成为了超部越族的神，为中华民族所共同敬奉。以龙图腾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图腾文化又表现出自己特色。第一、龙图腾源远流长，又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地残留。第二、中国的图腾文化随时代而发展，与其他宗教信仰形式相交融。第三、中华民族之中的地区性的多民族共同崇拜某一个主要的图腾。第四、中华民族又一个共同的图腾—龙。他作为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也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再加上凝聚了某种自然崇拜，这样才得以经久不衰，历代延续。图腾文化中富含丰富的又极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使得中国图腾文化（特别是“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龙，中国民族图腾中最具代表的图腾，经岁月流转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并与时俱进，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是大中华、大一统的象征，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华族人，在龙图腾的保佑下，乘风破浪，锐意进取，铸就成了刚健进取、与时俱进的民族品质。

　　民族图腾是全民族共同尊奉的图腾，它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具有凝聚全民族的作用。随着原始部族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由亲属和相邻的部落形成的联盟，便形成了一种政治的组织。在这样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地域、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交融合一，也就形成了民族。为了巩固联盟的需要，全民族共同的标志和象征便应运而生了。这样一来，一些民族或核心部族的图腾便上升成为全民族共有的图腾。一种以核心部族图腾为基础的，以其他部族图腾的某一部分组合成为新的图腾。而龙正是这样的极具特点的组合型图腾。“三皇”之首的伏羲，在6500年前定都宛丘（今河南周口淮阳），他先后征服了其他的八大部族，于是取各部落的图腾特点：鲸之须，蛇之身，虎之眼，巨晰之腿，苍鹰之爪，红鲤之鳞，白鲨之尾等组成一个新的图腾—龙。后又“以龙纪宫”，即以不同颜色的龙作为官员职位的名称。以上是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起源。

　　在中国的历史上，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原始社会时期，部族的首领借龙来控制和联合各部落，并确保自己的首领地位，则通过龙图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等都与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称自己是“龙子”，一出生便与龙有关了。史书上称伏羲“人首蛇身”“头有犄角”，“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史记·补三皇五帝），“握等见太虹意感而生舜”（同上）……部族首领把自己当作是龙的化身，神话自己，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一些部族发展到王族产生的时候，原来平等的祖宗神就和王族的祖宗神有了隶属的关系了。龙成为了王族的氏族形象本位，其他的隶属各族的龙就成为了枝叶，或是产生了再演生龙。后来的帝王多称自己是龙子，由此也产生了王权神授的真龙天子观。人间的帝王都称是真龙天子，代天在人间行使职权。周王自称天子，利用数千年以来图腾崇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彰显权力的合法性。秦王嬴政称自己为始皇帝，“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史记·秦本纪》）这开始了以龙为皇帝独专，龙为皇权象征。汉高祖刘邦本是出生寒微，但为了“正名”也要编造“高祖感龙而生，故其貌似龙，长颈而高鼻”的说法，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龙成为了皇帝和皇权的象征。王权神授的真龙天子观始终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与真龙天子观相适应的是政治上的宗法等级制度。由天子分封制后又发展成为天子中央集权制。这时候，龙已经具有了浓厚的统治阶级意识。

　　当国与家，地缘与血缘结合时，国家便从氏族部落中演化而来，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形态，家天下的意识使得帝王对国家直接赋予个人色彩，竭力与自己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的象征物——礼器中的龙的形象，又使得帝王的权威在宗教性的仪式中得到彰显。龙的威武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隐喻。统治者在国旗上绘龙，作为国家的标志和象征，也是自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夏族的旗帜为龙旗，商人的旗帜上也有两条龙，直至清代仍在国旗上绘龙。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被赋予了龙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化、古文明的表征。有着不可泯灭的民族凝聚力。在中国的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龙一直为各个阶层所敬奉。龙作为了中华多元文化、多民族传统的象征物，在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大一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龙的传人”、“东方巨龙”的普遍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凝聚了地缘和血缘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