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时党员有几名 为何只有4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2)

　　如何认定是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陈独秀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