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早期的自发斗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广州出现了最早的搬运工人的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香港两万多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在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的斗争中，罢工回广州。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大罢工。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到1904年的六十多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工人斗争共约三十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905年到1913年的九年间，共约七十多次，平均每年约八次；1914年到1919年5月，共一百二十多次，平均每年二十多次。仅1918年一年全国就发生罢工三十三起，1919年增加到六十七起。中国工人阶级早期自发斗争的规模和形式不断发展。最初是个别的或少数的工人，采取同雇主吵闹、向官厅告状、破坏机器设备、抢劫库房、烧毁原料或制品等方式，进行反抗。后来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有某种组织和领导的怠工和罢工。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香港等地开始出现了几个企业，甚至全行业的同盟罢工和总同盟罢工。例如，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宁波籍海员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同年12月，上海黄包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增收车租。1915年，安源煤矿工人为了反对残酷剥削和反对外国工程师袒护殴打工人的工头，举行了罢工。哥老会组织领导了罢工，后因军队镇压而失败。1916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商香烟公司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1917年，湖南水口山矿工和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各三千人举行罢工。1917年3月，上海中华、文明两书局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商务书馆印刷工人的斗争。各地还发生手工业工人的全行业罢工。

　　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主要是出于工人不能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状况，不能忍受残暴的虐待，反对克扣工资和要求提高工资而自发进行的经济斗争，也有一些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因而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但是，那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统一的工会领导，尚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

　　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英勇的反抗。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船舶修造工厂拒绝为法国侵略者修理军舰。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参加了资本家发动的临安起义。1907年到1909年，安徽铜官山的矿工们在矿务工会的领导下展开斗争，废除了英帝国主义者在铜官山开矿的合同，收回了矿权。1912年，安庆的工人们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焚烧鸦片的斗争。1915年，在反对日本企图灭亡中国而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中，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日本厂雇用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并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1916年11月14日，天津法租界全体工人，包括搬运工人、店员、仆役、巡捕在内的一千七百多人进行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1917年3月，终于取得了胜利。1919年冬，安徽繁昌桃冲铁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和剥削(每吨铁值二十元，日本人只给五元)，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多数集中在沿海城市和矿山、铁路，这是由帝国主义侵吃力特点决定的。中国工人阶级早期斗争一开始，就突出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任务之繁重、艰巨是各国工人运动所罕见的。中国先有工入阶级，后有资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一诞生就比资产阶级力量强，这也是世界罕见的。中国工人阶级早期斗争都是自发的斗争，组织也是原始的，如帮口行会等。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处于自在阶段，斗争多数是经济性的，即使有些政治性的斗争，它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的。它既无自己政治的领导，也没有统一的工会组织，而是靠一些民间的秘密团体。这些组织既不能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要求，也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为自己的统一组织——工会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对本阶级的运动加强了领导，使它逐步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