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与华北伪政权的建立

　　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要根据他的选拔标准确定人选后，再定伪政权的组织形式，以使人地相称。喜多认为那时住在平津的官僚军阀适合他的理想人物，为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三人，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虽为头脑简单的军阀，但在华北还有一定影响，很可利用他来号召一般杂牌军队，参加伪府；曹汝霖则是一个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府实际责任，当然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同时这三人都没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务，也从未与国民党接近，由各方面衡量，都符合他的选奸条件。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因此与日本对他的要求不合，未能达成协议。

　　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为旧相识，他们不断往来，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但一经考虑到他自己过去卖国行为时，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另有一部分失掉民族气节的分子，在“七七”事变事变以后纷纷来平，企图投靠日本，组织敌伪政权，进行卖国勾当。原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的张燕卿因那时伪满将外交部缩小为外事局，降低了他的地位，愤而离职，由日本绕道来平活动。喜多因张过去任天津县长时，为了搜刮民财，标卖天津城厢义地，华北人民对之积怨甚深，已不能用作号召沦陷地区群众的工具。张后来只在日本军部支持之下成立了新民会，自称副会长，推选王克敏为名义上的会长。蛰居在大连的陈中孚，也于“七七“事变后，潜来北平，企图成立敌伪政权。那时汉奸江朝宗已在北平成立了维持会，聘陈为顾问。喜多物色组织伪府人选时，因陈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与选奸条件不合，未予罗致。陈随去南京活动，颇受当时的特务机关长原田及后来的影佐支持，但因为梁鸿志、汪精卫等所反对，未能登上汉奸显要地位。

　　历绾北洋政府财政的王克敏，“七七”事变前夕，蛰居上海，窥伺时机。这时喜多在平物色汉奸人选，未得要领，最后要以王克敏来作傀儡。喜多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到上海与喜多、山本同机来平。

　　山本荣治原在中国习法律，后在青岛经商，与国民党政府的孔祥熙、陈立夫及上海的帮会头子杜月笙、王晓籁等私交都厚。伪政权成立后，聘为顾问。王克敏每到日本机关接洽事情，都偕山本同往。因王希望山本给他拉拢“国民党诸要人归附新政权旗帜之下”，喜多也指望山本“埋首于中日局面之打开”。不料１９３８年山本随王去日本宪兵队，在归途中被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所击毙，这是后话。

　　王克敏抵北京后，即纠集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在北京饭店成立了一个以朱深为主干、俞家骥为幕后军师和原北洋政府二等官僚祝书元掌握日常工作的“政府筹备处”。

　　日本人对王克敏的认识是有治事长才，并无群众威望的一个政客；他在原北洋官僚军阀眼中，也只是一个帮助北洋政府聚敛民财起家的人。因此只能把他作为伪政权中的责任者，而不能当作“能够转移华北人民仇视日本”和“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得力人物。而王克敏权衡当时的局势，也很愿意替伪政府找一个名义上的“元首”，负政治上的实际责任。于是他一面筹备伪府的建立，另一方面与齐燮元、高凌雨尉、王揖唐于１２月初两次去津，继喜多之后再请靳云鹏出山。在伪临时政府成立的头一天（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他尚在天津与靳云鹏研究组织伪府的问题。